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07〕2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法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审判工作中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决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是人民法院的重大历史使命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与人民法院工作密切相关。人民法院的根本职责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人民法院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更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给人民法院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增加了更多更难的任务，赋予了更大更重的责任。由于社会深刻变化，大量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衍生为刑事犯罪、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进入司法领域，大量改革过程中触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人民法院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过程，就是不断发挥职能作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过程。人民法院要完成所肩负的重任，就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工作标准，着眼于社会和谐，致力于社会和谐，把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作为人民法院的长期历史任务和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二、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3、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切入点，以确保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立足点，加强司法保障，通过依法充分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

　　4、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到二○二○年，社会主义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司法活动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司法功能更加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手段更加多样，司法方式更加便捷；司法对人权的保护更加充分，人民群众的诉讼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司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明显增强，司法民主建设基本到位；法官队伍素质显著提高，法官职业化基本实现；保障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和谐社会的司法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5、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公正司法。始终把公正司法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生命，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任务，坚持审判独立和中立，坚持平等保护，通过依法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坚持一心为民。始终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内容，按照司法为民的要求，妥善处理好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是坚持服务大局。始终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途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政治要求，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保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保持法院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6、正确处理婚姻家庭案件和社区邻里纠纷案件，促进婚姻家庭和社区邻里关系和谐。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时，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老爱幼、相互扶助的传统美德，依法制裁家庭暴力，遗弃、虐待老人和儿童，不尽赡养、抚养义务等违法行为。在处理社区邻里纠纷时，倡导互相尊重、相互帮扶、爱护环境、举止文明的道德风尚，依法制裁破坏环境、损坏公物等违法行为。

　　7、妥善审理涉农案件，维护农村社会和谐。加强涉农案件的立案、审判和执行工作，进一步方便农民群众诉讼；依法审理各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维护农民的各项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依法审理乱收费、乱摊派、土地征收、安置补偿等涉农行政案件，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惩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等坑害农民利益的犯罪以及破坏选举等危害农村民主管理的犯罪，维护农村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8、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积极受理企业拖欠、克扣工资等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件，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确保他们及时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

　　9、妥善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促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系和谐。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化解行政争议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依法受理行政案件，畅通救济渠道，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定的诉讼程序表达诉求，防止矛盾激化；依法审理群体性行政案件，妥善协调好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支持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对受到国家机关违法侵害的公民给予救济和补偿，监督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10、妥善审理环境侵权案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加大涉及资源、环境方面纠纷案件的审理力度，依法严厉惩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非法采矿、盗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捕猎等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动社会循环经济体系、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四、调节经济关系，保障社会发展

　　11、妥善审理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件，促进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审慎处理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保护债权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妥善审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减少破产费用，降低破产成本，积极清收破产企业的债权，提高债权清偿率；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因企业破产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做到慎重立案，精心审理，稳妥执行，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12、妥善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保障金融安全。严格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的受理条件，保证金融机构破产程序与行政撤销、关闭、整顿程序的有效衔接；慎重处理不良金融债权处置案件，保证不良债权处置交易的安全和顺畅，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13、妥善审理商事纠纷案件，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立。加强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坚持契约自由、诚实信用原则，鼓励诚信交易，制裁违约侵权行为，保障交易安全；加强涉及资本市场纠纷案件的审理，建立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依法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证券市场秩序，保障证券市场的平稳运行。

　　14、妥善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保障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创新能力。加大科技成果权和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制止盗版、侵犯专利权等侵权行为，激励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推动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依法制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品牌创新，维护商业道德，引导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依法受理涉及网络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依法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处罚和民事制裁，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15、妥善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和海事海商案件，提高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坚持平等保护、法制统一、审判独立和透明度原则，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准确适用中国法、外国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涉外商事海事仲裁的司法监督，依法促进仲裁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社会稳定

　　16、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依法严惩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犯罪，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毒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依法惩治生产活动中的重大责任犯罪，保障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依法惩治走私、金融诈骗、洗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伪造货币、骗取进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抗税等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17、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依法尊重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充分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保证被告人受到合法、公正、文明的审判；坚持实体处理的正确性与诉讼程序的正当性的统一，既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切实做到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又坚持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切实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18、当宽则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重视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罚，对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具备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重视运用非刑罚处罚方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19、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寓教于审，惩教结合，争取更好的矫治效果，有效防止重新犯罪，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严格依法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况和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当扩大假释的适用，促进罪犯的改造与自新；针对审判中发现的治安隐患和管理漏洞，积极提出司法建议；结合审判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保障机制

　　20、强化诉讼调解，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原则，加大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比重，引导当事人在自愿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拓宽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尝试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力度，探索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推行执行中的和解；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支持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纠纷、化解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

　　21、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充分关注贫困群众的司法需求，完善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的具体条件与标准，对追索抚养费、赡养费、人身伤害赔偿金、劳动报酬且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以及农民工、下岗职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积极采取缓、减、免交诉讼费的措施，确保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对于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为其指定辩护人。

　　22、健全巡回审判，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巩固和完善人民法庭直接立案的工作机制；根据当地人口分布和案件数量，在人民法庭所在地之外设立固定的巡回审理点，派人定期到巡回审理点审理案件；在农村地区实行流动办案，就地立案、就地审理、即时调解、适时宣判；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解决民间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加强对贫困群众或文化水平较低当事人的口头告知，防止告知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

　　23、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提高司法效率。进一步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研究和探索速裁程序制度、诉辩交易制度，尝试小额诉讼案件的快速处理机制。

　　24、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建立统一管理、统一协调、高效运行的执行工作机制，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推行执行公开，拓展执行方法，完善执行措施，最大限度实现胜诉当事人的权益；加强国家执行威慑机制建设，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建立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为他们实现债权提供便利和帮助；科学界定执行权界限，规范执行行为，加强执行管理，切实做到依法执行，文明执行。

　　25、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增加司法透明度。健全公开审判制度，做到立案公开、庭审公开、裁判结果公开、执行过程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司法调解和判决中的作用；尊重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确保律师在阅卷、庭审过程中的正当权利。

　　26、健全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完善申诉与申请再审制度。建立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案件处理的统一协调机制和信息管理系统，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接待处理涉诉信访的分工与职责，防止互相推诿或重复审查；推行再审审查听证制度，增加申诉和申请再审审查的透明度，提高申诉复查效率；引导当事人审慎行使申诉和申请再审权利，依法表达诉求；通过明确的程序安排，规范申诉和申请再审的审查行为；对符合再审条件的坚决依法再审，确保申请再审案件及时公正处理。

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保障能力

　　27、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把政治立场坚定、熟悉法律业务、清正廉洁、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人才选拔到人民法院的领导岗位；建立符合审判规律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实现审判职责与行政管理职责的有机平衡；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司法能力，做到能审判，善协调，会管理；做好领导班子后备干部人选的培养选拔工作，形成更加合理的后备干部队伍。

　　28、加快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严格法官职业准入，提高法官遴选质量，积极推行上级法院法官从下级法院优秀法官中选拔的制度；强化法官职业意识，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法官职业技能，不断提高法官驾驭审判活动的水平、司法保障的能力；树立法官职业形象，努力加强法官作风建设，不断培养法官的职业素质；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推动适合法官职业特点的任用、晋升、奖励、抚恤、医疗保障和工资、福利、津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29、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落实从优待基层、从优待一线的政策，在人财物方面，向基层人民法院包括人民法庭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决法官编制不足问题；结合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改革，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缓解因西部地区法官“断层”而形成的队伍压力；重点加强对基层人民法院尤其是西部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和法官的培训；配合财政部门制定和完善基层人民法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贫困地区法院经费转移支付的力度，抓紧完成中西部地区人民法庭建设的任务。

　　30、加强司法廉政建设。依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的民主监督；建立科学的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诉讼体制自身的监督制约作用；健全完善“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重点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贪赃枉法的人和事，坚决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维护司法廉洁。

八、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确保人民法院工作的正确方向

　　31、进一步增强自觉接受和依靠党的领导的观念，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在人民法院的畅通；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行使职权的统一，坚持执行党的政策与执行法律的统一，确保人民法院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人民法院任重道远。我们要不辱使命，扎实工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论中国古代的侵占罪立法

黄乔稳


【摘 要】 侵占罪是我国新修订的刑法典中增设的一个罪名，是以不法取得不属于所有者占有的他人财物为内容的犯罪。我国对侵占罪规定是有着深厚法律文化根基的，战国时期的刑法中就有侵占罪罪状的规定，并在清朝的《大清新刑律》中明确了其罪名。本文运用刑法学理论及对古代侵占罪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古代侵占罪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概述了古代侵占罪立法的产生和历史沿革，阐述了古代侵占罪的认定与处罚原则，归纳了古代侵占罪立法的一些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侵占罪规定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不仅对构建中国古代侵占罪研究的理论体系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全面正确理解和加强我国刑法关于侵占罪的规定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侵占罪； 立法沿革； 唐律

引言

侵占罪作为一种财产性犯罪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伴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及财产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财产私有制是侵占罪产生的必要前提。最初的侵占罪只是简单地表现为拾得他人财物拒不返还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保管、借贷等法律关系，因而侵占罪也就不再仅仅表现为对遗失物的侵占了。纵观侵占罪立法的发展史，其产生和发展是与一定社会形态的财产关系及其复杂程度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的。当前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化，因而对侵占行为也作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第270条对侵占财产行为已经作为侵占罪处理，但就其规定还是相对简单。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对侵占罪概念的界定，对中国古代侵占罪的产生和历史沿革、认定和处罚原则作一些探讨，进而对侵占罪立法作总结性的思考和分析，从而对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一些建议。这将有利于准确适用刑法，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指导刑事司法活动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侵占罪概念界定

侵占罪在我国刑法史上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就是在我国刑法第270条第一款的规定中也没有使用“侵占”一词。因而在确定侵占罪概念之前，有必要对“侵占”一词进行分析，因为“侵占”是侵占罪罪名中的关键词，它代表了侵占罪的主要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侵占”的解释是：非法占有别人的财产。我国宪法第12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二者所说的侵占的含义都是广义的，所指的是侵犯财产，包括盗窃、诈骗、贪污、抢夺等各种财产犯罪，还包括侵犯财产的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各种利用职务的行政渎职行为。
刑法第270条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上述行为所触犯的罪名是侵占罪。由此，侵占罪的概念可表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交出的行为。由此可见，这里的侵占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它是指盗窃、诈骗、贪污、抢夺之外的侵犯财产的一种特定犯罪行为方式。那么，古代的侵占罪概念是否与此相同呢？
中国古代刑法形成最早，刑法制度最为发达，刑法观念最为丰富，故而刑事法制是中国古代法制最为重要的方面[1]。在中国古代独立罪名体系发展过程中，早期的罪名体系是《法经》所确立的以盗贼为中心的罪名体系，这种罪名体系在后来的秦律及汉律中一直被沿用下来。《法经》中关于贼盗律的规定，其“拾遗”是指拾得遗失物据为己有的行为，也就是当时的侵占行为。秦朝的侵占是指占有他人财物不能如期偿还或不返还的行为。然而，唐朝却明确将遗失物、埋藏物作为侵占罪犯罪对象加以规定，将“持有对他人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不偿还债务、逾期不还、故意错认为己有的行为[2]”称为侵占行为。当时，有侵占遗失物、埋藏物、代管物的相关规定。清末的《大清新刑律》中，其分则第34章中将侵占罪作为类罪加以明确，并在第34章中的第370条、第371条、第372条中将“侵占”二字明确作为罪名用语予以规定。并把侵占罪定义为：“侵占他人依共有权、质权、及其他物权或公署之命令而善意所管有之自己共有物或所有物的行为[3]”。
由上可知，在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侵占罪的相关规定，但要给其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却是十分困难的。在此，仅就其侵占行为加以表述，以界定侵占罪的范围：①非法拾得他人遗失物、埋藏物，据为己有的行为；②占有他人代管物不能如期偿还、或不返还的行为；③持有对他人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不偿还债务、逾期不还、故意错认为己有的行为；④盗窃行为、职务侵占行为等。可见，古代对侵占罪的规定是非常广泛的。以上几种情形，都可纳入中国古代侵占罪的范围。
二、中国古代侵占罪的立法沿革

古代侵占罪立法的产生和历史沿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反映了侵占罪由罪状到罪名逐步确立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刑罚制度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舜、禹时代就已经有了，夏代刑法中已有专指侵犯财产的罪名，称为“昏”（其意是干坏事加害他人、当场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近似于现代刑法中的抢劫罪。战国时期《法经》的《盗法》是有关维护私有财产和惩处盗窃犯罪的法律规定。当时，贼盗律的罪名有以下几个：杀人、大盗、窥宫、拾遗、盗符、盗玺、议国法令、越城、窬制、群相居等[4]，其中的“拾遗”是指拾得遗失物据为己有的行为，这与现代意义的侵占遗失物罪极为相似。当时的魏国对这种犯罪适用的刑罚是死刑，即“拾遗者诛”。也有文献记载，《法经》规定的是“拾遗者刖”。无论对拾遗者适用“诛”刑还是“刖”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对拾遗行为的刑罚处罚是严厉的。可见在战国时期侵占他人遗失物是一种重罪。
到了秦朝，出现了借贷、借用以及不当得利等法律关系，因而也出现了合法占有他人财物而后侵犯财物所有人财产利益的行为。秦律对合法占有他人财物不能如期偿还或不返还的行为，以犯罪论处。例如，《司空律》规定：“有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偿，以令日后之”。意思是说，欠官府的借贷不能如期偿还，就以强制劳役抵偿。再如，《工律》规定：“假器者，其事已及免，官辄收其假，弗亟收者有罪”。意思是说，借他人的东西要及时归还，不归还者以犯罪论处。《法律答问》中记载：“把其假以忘，得及自出，当为盗不当……其得，坐赃为盗”。就是说携借用的官家物品逃亡，被捕获后按赃数为盗窃论罪。上述“有债于公”、“假器”就是借贷、借用关系的例证。此外，“监守自盗”等关于公务或职务侵占的行为在秦律中已经有了规定，并在其后各朝代的刑律中作为重点加以突出打击。
秦汉以来，历代刑法无不以《法经》为楷模，不断总结经验，充实内容，因而《法经》中关于拾遗的规定不断加以强化。例如，《九章律》规定，侵占财物行为按照赃物数量及所拥有价值额，来判处罪犯刑期，数额大判刑就重，直至判处死刑[5]。
隋唐以后，侵占罪的打击范围不断扩大。据《隋书•刑法志》记载：“是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挚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从中可看出，此时的将拾遗行为作为犯罪行为予以惩罚的，并且处罚的相当重，以致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陷害他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的鼎盛时期，财产关系复杂，法律对各种侵占行为的规定更加具体。此时，又将盗罪分为“强盗”、“盗窃”、“监守自盗”几种。其中，持有人有对他人之物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不偿还债务、故意错认为己有、逾期不还等行为的，以侵占行为论。
1、关于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的行为，《唐律•杂律》规定：“诸受寄财物，而辄费用者，坐赃论。诈言死失者，以诈欺取财物论……”。意思是说，在寄托关系中，受托人擅自使用受托物的，以坐赃论。如果受托人实施诈称受托物（如牲畜、财物）死亡或灭失，意图侵吞永久据为己有的行为，以诈欺取财论。
2、关于借贷他人财物不偿还的行为，《唐律•杂律》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达二十日笞二十……”。也就是说，因借贷关系而持有他人之物超期不还的行为是犯罪，要承担笞刑。如果经允许可延长期限归还，但届时仍不归还的，也照样治罪如初。
3、关于有意将他人财物误认为自己财物意图非法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杂律》规定：“错认奴婢及财物者，计赃一匹笞十……”。意思是说，错认他人奴婢财物为己之奴婢财物，必须出于故意。这一规定说明，行为人将持有的他人财物故意说成是自己的，意图侵吞据为己有，这种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以笞刑处罚。
4、关于假借官物逾期不还的，也认为是犯罪行为。《唐律•杂律》中规定“诸得遗物，满五日不送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论减二等”，该律还规定：“诸受寄财物，而辄费用者，坐赃论减一等。诈言死失者，以诈欺取财物论减一等”，“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二等。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可见在唐朝的法律中，侵占遗失物、代管物、埋藏物犯罪已经相当详尽。
宋朝时期关于侵占罪的规定，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相关立法，对侵占罪、侵占遗失物、埋藏物罪等均作了规定，而且规定的内容与《唐律》相关规定几乎完全相同[6]。
至明代，《明律•户律》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予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五日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坐赃……其物一半人官，一半给主。若无主全入官。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内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这说明《明律》关于侵占遗失物罪的规定明确了构成本罪的例外情形，即在一定的时间内不但不治罪，反而视情况还给予一定的奖赏；并明确了古器、钟鼎、符印等特殊物是侵占埋藏物罪的犯罪对象。因为在明朝，古器、钟鼎、符印是被视为文物的，文物自然属国家所有，民间不应持有。除此之外，明朝的窃盗罪中，主要规定的是“监守自盗”罪，这也属于侵占罪的范围。
清朝的《大清律例》中关于侵占罪方面的规定与前代大体相同，如费用受寄财产、盗卖换易田宅、强占良家妻女等，但有其特别之处。如关于侵占遗失物罪的犯罪对象增加了一个无主物；关于侵占埋藏物罪的犯罪对象明确排斥了无主物，仅指古器、钟鼎、符印等非民间所应有的异常之物，如果埋藏物是无主物，无论在官地还是在私地掘得的，拾得者可以收用，不必报官。
及至清末，《大清新刑律》承袭了汉、唐、宋、元、明代刑法中的罪名，对侵占罪作了较全面、具体的规定。《大清新刑律》在分则第34章明确将侵占罪作为类罪规定下来，如第370条规定：“侵占自己依法令契约照料他人事务之管有物、共有物或属于他人所有权、抵当权及其他物权之财物者，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虽系自己所有物、管有物若依公署之命令归自己看守而侵占之者亦同”。第371条规定：“凡在公务或业务之管有物、共有物或属于他人所有权、抵当权及其他物权之财物者，处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第372条规定：“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属于他人物权而离其管有之财物者，处其价额二倍以下价额以上罚金”。第391条规定：“侵占自己照料的他人之管有物或属于他人所有权、抵当权及其他物权之财物者，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第393条规定：“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属于他人物权而离其管有之财物者，处罚金”。
三、中国古代侵占罪的认定

任何行为构成犯罪，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即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古代侵占犯罪当然也不例外。下面主要通过秦代和唐代的代表性规定对其加以认定，以对中国古代侵占罪的认定作一般性认识。
第一，犯罪主体。犯罪主体指达到一定的年龄，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犯罪的人。关于侵占罪的主体，各代都规定的是一般主体。秦朝为区分刑事责任，规定了法定的责任能力人与相应的刑事责任年龄。当时，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把六尺作为相对标准，凡身高六尺以上者犯罪，须承担刑事责任；六尺以下者犯罪，可以不完全承担刑事责任[7]，但没有规定完全免除刑事责任的年龄和免除责任能力的人。秦代对废疾和老少犯罪实行减轻刑事处罚的方针，是因为这类人对封建秩序不构成严重威胁。唐代刑事立法，对于刑事责任年龄，在处理老、少、残疾人犯罪方面，分为三等，区别对待。首先，自六十九岁到十六之间为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在此年龄区域者都要承担完全刑事责任。而在七十至七十九岁、十一岁至十五岁区域者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其罪行适用赎杖，可以铜赎刑。其次，一般的刑事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重罪以铜赎罪，严重者可以通过上请以减刑。最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亦不加刑，可以说是完全不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犯罪主观方面。主观方面指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和后果所具有的一种故意或过失的心态。侵占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主观上要求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即行为人在主观上已经认识到所持有的财物为他人所有，自己侵占行为会侵犯他人财物的所有权，但个人意志仍追求这一结果的发生。将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主观故意，是侵占罪成立的要件。无论是魏晋南北朝至隋称的“盗”罪，还是明代的强盗、窃盗、毁坏财物、诈骗财物和侵占财物等类罪，或是清朝侵犯财产权的强盗罪、抢夺罪，盗窃罪、监守自盗罪、诈骗财物罪、恐吓取财罪等都可推断，其犯罪主观方面都是直接故意。
第三，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是指被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古代侵占罪的犯罪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他人财物的所有权，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所指向的是物，即代为保管物、埋藏物、遗忘物以及他人所有而被盗的物或强行被占有的他人的物。秦代侵占的客体是皇权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到了唐代已表现为侵占保管物、埋藏物、遗失物等的财产所有权。
第四，犯罪客观方面。客观方面指犯罪行为和由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危害后果。侵占罪客观方面的要件主要表现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关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有侵占代为保管物、埋藏物、遗忘物等。如秦律规定，对合法占有他人财物不能如期偿还或不返还的行为，以犯罪论处[8]。唐律将持有人有对他人之物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不偿还债务、故意错认为己有、逾期不还等行为的，以侵占行为论。可见，古代侵占犯罪，其客观方面也是有规定的。表现为实施了侵占保管物、埋藏物、遗失物的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危害结果等都是其侵占犯罪的客观方面。
综上，古代的侵占罪，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已经着手实施的犯罪行为齐备了该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即为犯罪既遂。侵占罪的既遂应具备下列条件：首先，行为人侵占的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产或是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等；其次，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且已经实施了变持有为所有的行为；再次，行为人的行为对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构成了侵犯；最后，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逾期不还、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等。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以上条件就构成本罪的既遂。我国早期的侵占罪就是盗窃罪，直到清朝后期才得以区分。他们都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都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且犯罪主体均为一般主体。不管是侵占遗忘物罪或埋藏物罪、代管物罪、盗窃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和相关的不当得利均是古代常见多发的侵犯财产罪，都是广义上的侵占罪。
四、中国古代侵占罪的处罚原则

中国古代侵占罪的处罚原则，规定的比较繁杂。下面主要以唐律的规定对中国古代侵占罪的处罚原则作一说明：
（一）刑事赔偿、追赃原则
1．关于刑事赔偿的规定
《唐律•杂律》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达二十日笞二十……各令赔偿”。就是说，负债不偿的，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赔偿财产损失，这种赔偿在刑律中规定，就具有刑事赔偿的性质，类似于现代刑法中赔偿损失的非刑罚方法。
2．关于刑事追赃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