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法官培训之路
——“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之思考
邹宗翠
2000年4月24－29日，国家法官学院召开“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国家法官学院各教研室教师、全国法院业大各分校专职副校长及部分教师。最高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同志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会议请来了一些在法官培训方面颇有造诣的专家作了专题报告，刚从加拿大学成归国的国家法官学院青年教师也介绍了他们在加拿大学到的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笔者作为赴加学习的青年教师中的一员，在研讨会期间，除了做题为“西方法学教育革命”的报告外，还置身会议其中，耳闻目睹，对本次研讨会的议题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法官培训这一整体议题都有了一些思考。
法官培训的必要性、紧迫性
正如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同志在本次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讲，法官培训的任务迫切而艰巨，而且这种迫切性艰巨性又因为新形势下对法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而加剧。当前我国已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方略，司法系统正在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在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运作，除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之外，更有赖于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可以说，培养高素质的法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回顾我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非常重视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1985年和1987年最高院分别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并相继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业大分校。法院业大和法官培训中心为全国法院系统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使我国法官队伍的总体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我们同时看到，我们过去所进行的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补课”，即主要是为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法律专业培训，或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法律专业教育的法官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这种培训与我们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当今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社会现象的更新，新法律法规的层出不穷，都向我们的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法官队伍的总体水平还不适应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因此，为法官提供多层次、多方位、高质量的培训，就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迫切任务。最高法院充分认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1997年设立了国家法官学院，它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法官培训事业开始步入正轨；近期内各业大分校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将转轨成为各地的法官培训中心或法官学院，这将使我国的法官培训工作更加系统、更加完善。
法官培训的含义和中国法官培训的定位
本次研讨会请来了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志铭、最高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张军和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就法官培训问题谈了各自的见解。
张志铭同志指出，首先应对什麽是法官培训做出界定。法官培训，顾名思义，就是对法官的培养和训练。但这一含义还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理解。一种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的法官培训，指对在职法官甚至包括法院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另一种是广义的法官培训，它包括通过一个培训或教育过程把一个普通人造就为一名法官，即所谓的职前培训。可以认为，对“法官培训”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法官培训功能的不同定位。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法官培训方面和在法律的其他方面一样存在着差异，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人士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而美国、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人士则更倾向于从狭义的角度谈法官培训。这其中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在大陆法系，法官通常被认为是有计划的教育或培养的结果，拿德国为例，司法官（包括法官）培养和训练的全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大学法学教育、实习期教育、见习法官教育和法官继续教育。其中前两个阶段属于普通法学教育，属于任职前的培训；后两个阶段属于任职后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官培训。在一个人从事法律职业（包括法官）之前，一般须经过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学教育和专门的司法职业训练。这种大学法学教育和司法职业培训可能成为一个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而在普通法系，法官则是职业教育和自由实践的结果，是在专门的职业教育（如美国的法学院，英国的律师学院）的基础上，经过从事律师等其它法律职业的实践后才可能成为法官。在这些国家，没有环环相扣的法官培养体制，没有培养法官的“直通车”，而是更注重在造就法官过程中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就在职法官的培训来说，重在法律知识的更新。
从中国《法官法》就“法官培训”的规定和现实的培训实践看，我国的法官培训应做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指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这一点同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做法相类似。但是，我国的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却不具有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我国的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大学法律教育相似，都是职业指向不明确的普通法律教育，但在德国等国家，这种普通法律教育却可能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而中国却没有这种“职前训练”。因此，我国的法官培训必须做这样一种思考：要麽继续维持对“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同时强化大学法律院系法律教育的职业指向或特色；要麽扩展“法官培训”的含义，使其具有与普通法学教育相衔接的“职前训练”的内容。
基于上诉思考，应如何定位我国的法官培训呢？这一点还要从最高院“2001年－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征求意见稿）和“法官培训条例”中寻找答案。“法官培训条例”将法官培训分为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以及其他培训，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法官培训从长远讲是限定于对在职法官的培训的，但考虑到我国地域差异造成的法院干部的知识水平的差异，以及法院干部构成的复杂性，法官培训仍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承担类似于大学法学教育的“补课”性质的任务。虽然如此，最高院提出的法官培训要完成三个转变，即由学历教育向岗位培训的转变，有基础法律教育向高层次法律教育的转变，由知识型法律教育向能力型、素质型法律教育的转变，说明了我国法官培训的长远追求是对法官的在职培训，是要培养专家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实现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贺卫方教授在他的报告中介绍了日本司法研修所的情况，并对其于我国是否有借鉴意义做了评价。他的介绍也提出了法官培训的定位问题。
在日本，所有的法律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开始职业之前，都必须经过司法研修所的训练。承担法官培训任务的机构是司法研修所，它属于最高院的一个下级机构（这一点与我国相似），其培训对象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律学徒，即那些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被接纳到研修所研修的人员（一般为大学法律毕业生）；一是接受在职培训的法官。之所以法科学生在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之后还必须进行专门的培训，是因为本科教育还不足以造就一个能够初步担当法律事务的人才。日本的大学法律教育不止是培养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才，还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政府官员以及公司雇员。大学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较少涉及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那些选择从事法律事务的毕业生便需要在任职前再接受实践性的训练。
贺卫方指出，我国的大学法律教育与日本极为相似，大学毕业之后的实务性训练非常必要。在我国，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训练，但却都是在进入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之后进行的。例如，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法院，丛书记员干起，书记员虽然也是一种职称，但也可以说担任书记员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研修过程。不过，这是一种千差万别的过程，训练内容、标准等都没有统一的要求，无法完成培养素质、技能相对平衡的法律家阶层的使命。他呼吁，在我国，本科毕业后的统一研修非常必要。
目前，我国司法机构改革正在进行，各地法院都在试行书记官单列制度、终身制度，国家法官学院于今年秋天将迎来首批书记官班的学生，那麽在这种局面下，大学法律本科毕业生分配到法院工作后的地位问题已侍待解决，贺卫方的提议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后我国的法官培训是否也应包括对大学法律本科毕业、有志于从事法官职业的学生进行的职前培训？这个问题有待制度制定者做出决定。
法官培训的任务和内容
要回答我国法官培训的任务这一问题，莫过于到“2001－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寻找答案。该文件是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之一，目前还是征求意见稿。该文件将我国法官培训的任务分为三部分：岗位培训、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培训、本科与专科学历教育。
岗位培训包括五部分：1．初任法院院长、副院长任职资格培训；2．初任法官任职资格培训；3．晋级资格培训；4．续职资格培训；5．其他培训。
岗位培训贯穿了法官任职的全过程，是法官终身培训。1）初任法官的，须在通过初任法官资格考试后，接受初任法官任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对于初任法官的培训，国家法官学院已于去年成功地举办过初任法官培训班，全国范围内的初任法官在法官学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2）法官每三年须参加一次续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继续履职。3）晋升高级法官的，须先行接受晋级资格培训，培训合格者方可晋级。4）凡新调入法院，拟任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的，许接受任职资格培训。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5）法官培训机构要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适时举办政治形势与理论培训班，新法律、法规培训班，审判与社会专题研讨班，专项业务研修班等法官短期培训班。以上这五个环节丝丝相扣，可以说，通过以上这五个环节的培训工作，对于法官的素质的持续性要求可望达到。
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培训包括三部分：专家型法官的培养；复合型法官的培养；推进研究生教育。专家刑法官指的是具备精深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要培养他们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在相关领域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才。复合型法官是指既懂法律，又懂经济、管理、科技、外语、计算机等专业知识的法官，这样才能使审判工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培养研究生层次的高学历法官也是法官培训的一部分。
本科与专科学历教育在完成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法院人员组成复杂而面临的“补课”任务后，应举办具有人民法院特色的专科学历教育，探索书记官等司法辅助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途径。
法官培训应包括那些方面的内容呢？根据最高院肖扬院长在国家法官学院高、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的精神，对法官的培训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法官思想政治素质的培训；2）法官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的培训；3）法官的公正司法意识的培训；4）法官业务素质培训、知识结构的更新。
法官培训的途径和方法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人员都承认法官培训与普通法学教育有着很大差别，其突出表现在培训对象的特殊性上。法官培训的对象是法官，他们大都具有审判实践，知识结构也已相对稳定。面对这样的培训对象，传统的注入式（灌输式）教学方法存在着许多弊端。因此应积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在这方面，王晨光老师所介绍的“诊所式”教学法和国家法官学院赴加留学归国教师的讲座具有很大启发性。
根据加拿大的经验，法律教学应使用一套建立在合理的教育学理论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要形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收者的做法，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通过采用各种教学辅助手段，实现提高学生的各种技能以适应社会需要的目的。这种教学方法突出了法官培训的职业型、实践性的特点。研讨会上青年教师就“案例教学法”进行了现场演示。
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案例主要来自司法实践，内容有客观依据，而且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判决结论又具理论穿透力。这种来自实践的具有典型性的事实依据，是解决法官独立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在课堂教学中，案例教学是以列举事实案例为主线索，以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为主要方式，让法官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讨论，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因此，案例教学可以让受教育者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践问题，从而使其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实践锻炼，使知识直接转化为能力。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掘其内在智慧，提高创造力。讨论式、启发式的案例教学法，正是针对法官这一成人群体的自身特点，使法官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提高了他们的司法工作素养。王晨光老师介绍的诊所式教学法也是突出实践性，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方法。
综合与会者的意见，法官培训中的教学方法应以知识讲授为主，但决不能使用“填鸭式”讲授，要注意激发学院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强化实践课的比重，要注重学员的参与，尽可能多地使用案例教学法等能够激发学员参与性的方法。注重学员参与绝不是只是图课堂活跃这一表层现象，而是为了更深层次的理念的实现，为了开发学员的潜能，培养学员技能，培养学员独立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结 论
本次研讨会的题目是“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讨会，但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问题却并未为题目所限制，而是在更宽的层面上对中国法官培训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探讨。最高院刑事审判庭的张军庭长对法官培训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在其报告中都有所涉及。研讨会通过对国外成功经验的介绍、学习，以期改进我们的工作，努力做好法官培训工作，积极探索中国法官培训之路。为加速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做出贡献是每一位与会的法官培训工作者的共同心声。正如笔者在研讨会上讲过的：“从革命者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来说，革命（法学教育革命）似乎是失败了，但革命者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见识，却以被法学教育者们所认同和接受。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就中国法官培训问题进行探讨，无论其结果如何，成功与否，我们展开讨论这一事实本身，都将是对中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弘扬与推进”。
参考文献：
1.肖扬“加强教育培训，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在国家法官学院高、中级法院副院长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法律适用》2000年第5期。
2.曹建明“在‘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3.贺卫方“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家－－－日本司法研修所访问记”，《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2－376页。
4.张志铭“对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72－76页。
5.陈小君“中国法官继续教育的教学方法探讨”，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48－51页。
6.“法官培训条例”（征求意见稿），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第107页。
7.“2001年－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征求意见稿）”，全国法院第三次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文件，载于“法律教学与法官培训教学方式方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会议资料。
(作者单位：天津海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