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4年12月29日）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04年12月29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2004〕第18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往来实际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调整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限额由原来的6000元调整为20000元。
本规定自2005年1月1日施行。1993年2月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的公告》同时废止。
新刑诉法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从立法上明确了特定条件公诉案件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的审查与处理方式,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地位。修改后刑诉法第277条明确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体现了以修复社会关系为主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的和谐司法宗旨。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司法权力的部分让渡,它的结果往往是检察机关不起诉或者建议法院从宽处罚。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笔者认为,在推进刑事和解,实现和谐司法的背景下,检察工作人员需要更加细致、深入的司法操作,方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本文仅就司法实践中的办案经验,并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契机,就刑事和解制度结合我院工作实际,作若干探讨。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当事人双方通过对话和协商,谋求以审判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加害人刑事责任问题。刑事和解的结果就是当事人双方找到了刑事责任问题的替代解决方案,国家追诉机关放弃追诉或者作出减轻处罚决定。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采取了相对稳妥的态度,虽然将刑事和解程序从原来的自诉案件扩大适用到了公诉案件;但同时又严格限定了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将其限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过失犯罪案件,并且刑事和解程序不适用于五年之内故意犯罪的情形。刑事和解程序引入公诉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节约诉讼资源将会发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限定其范围又充分体现了国家刑罚权的审慎与严肃,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的底限。
二、刑事和解协议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刑事和解是基于加害人和被害人意思自治,加害人通过经济赔偿或者赔礼道歉等形式弥补被害人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以得到被害人谅解。意思自治的本质在于公民对私权的处分,刑事诉讼法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宗旨在于缓解国家追诉主义,赋予公民一定的处分权限。因此刑事和解协议兼顾了当事人诉权与国家刑罚权的平衡。
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体现了国家刑罚权的介入,但更应注重对协议自愿性的审查,以体现对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对于协议合法性的审查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协议内容不得有悖公序良俗,其二协议内容不得处分公权力,即双方当事人不得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定罪量刑等依法属于公、检、法机关职权范围的事宜进行协商。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机制探索
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对于司法机关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实现和谐司法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办案实践中积极探索刑事案件和解工作新机制,争取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检察环节。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工作中可以支持当事人双方和解,在今后的刑事和解工作中,检察机关主要应把握两方面原则,一是检察机关积极参与为案件当事人双方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为当事人双方创造沟通机会,二是明确自身的定位,不越位参与双方的和解,尊重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公平、公正、透明。
关于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工作机制及流程,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和要求,这就有待于办案过程中的不断实践,我院也根据多年办理类似案件,并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出以下的工作机制。
1、提前介入刑事案件调解。轻微刑事案件多数不经过批捕环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期限为两个月,因此检查机关公诉科与公安机关做好协调沟通工作,提前介入案件的调解,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节约司法成本。
2、联合相关部门,打造刑事和解新模式。对于涉及人数众多、案情较为复杂的刑事案件,应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职能,以检察机关为主导,争取相关政府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善于处理纠纷的群众等参与案件的和解工作,打造全面立体的刑事和解运行模式,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将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有机结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扩大律师在刑事和解案件中的参与性。首先,落实律师会见权。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够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其提供法律咨询并开展和解工作的重要前提,因此应当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其次,在对和解协议的审查环节,应当允许律师表达意见。对于律师介入和解的案件,由于律师的参与和见证,司法机关在对已经达成的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最后,引入法律援助。为防止律师辩护与代理制的引入可能会加剧当事人双方因经济承受能力的不同而导致谈判能力的不平等问题,应当将刑事和解也纳入法律援助的环节中。
4、加强对刑事和解案件的监督。刑事和解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旨在通过意思自治以排除公权力行使,因此检察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为保证刑事和解质量,对拟决定不起诉刑事案件召开公诉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或相关人员参加听证,使刑事和解案件办理程序公正透明。
5、成立专人办案小组。刑事和解案件尽管涉及的都是轻微刑事案件,但由于和解工作需要的不仅是法律规则的熟稔,更重要的是社会经验的丰富,同时轻微刑事案件的久调不决会增加被害人的内心仇恨,因此挑选精干力量,集中办理刑事和解案件,保证办案质量,真正推动和谐司法的前进。
6、建立回访机制巩固刑事和解成果。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延伸检察职能,通过电话或者上门了解等形式进行回访考察,并与社区、单位或者当事人近亲属联合对当事人进行帮教或安抚工作,以巩固刑事和解成果,真正落实和谐司法的目标。
7、与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衔接。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与最高检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宗旨相同,都是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司法和谐,因此符合刑事和解范围的案件能调则调,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不能久调不决,应依据快速办理机制,及时解决社会矛盾。
随着刑事和解制度化的立法规范化,检察机关不但在宏观上成为刑事和解在我国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而且在微观上,即在刑事和解的具体个案中,其以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量作为后盾,从程序上可以决定着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进行,以及和解后的处理结果等,因此检察机关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化实践中的一个行动者,其应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进程中,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刑事和解制度这一法治进程。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