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应该最大限度地预防。要预防冤案，必须首先理清造成冤案的原因。
目前，美国已出版了数本著作分析了冤案产生的直接原因。他们在对若干错案分析后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在大多数已知的误判中，最为重要的致错因素就是目击证人的错误证词。由于目击证人证词常常比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和其他与之相冲突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因此有时便成为无辜者被定罪的首要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通过DNA成功洗冤的案件中，75%以上存在着部分或者完全基于目击证人的错误证词。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到目击证人的证词。无论是证人的智力状况和精神状态，还是证人偏见和期望，抑或是证人观察犯罪人的时间长度和案发时的各种情景，都可能会影响证词的精确性。
在中国，相关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冤案主要是因为被告人的虚假口供。而虚假供述的产生又往往是因为存在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等不当讯问行为。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刑讯逼供的防范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防范不当讯问的制度体系之后，我们在冤案防范问题上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考虑到过去曝光的不少冤案存在目击证人的辨认错误，因此，应该建构合理的程序，以防止诱导性辨认等违法辨认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目前国内外就记忆和目击证人的研究已经达成一些共识。例如，记忆不像录像机。又如，压力下的人们对长相和事件的记忆能力可能发生偏差。再如，记忆存在明显的弱点，尤其是其容易受到外界的污染。正因为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在U.S.v.Wade一案中指出:“对进行辨认的证人进行不当暗示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比其他因素更容易引发司法错误……暗示可能有意和无意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当证人并未仔细观察到案件事实时，其受到暗示影响的可能性最大，犯罪嫌疑人被错误地认定为犯罪行为人的危险性也最大。”
在《冤案何以发生》这本书中，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和其夫人向我们详细描述了“格林强奸案”中的证人指认错误。该错误就与警察的不当暗示有着直接的关系。该案发生在一家名为“诊疗中心”的旅馆。被害人当时正在一家大型的国际知名的“诊疗中心”接受晚期癌症的治疗。在她被强奸后的第二天，探员们向她展示了一组照片。在看到这些照片后，她说其中有个人很像行凶者，“但还不够像。”在接下来的一天，诊所警察调查员带来了更大的照片，其中包括格林相同底板的放大照片(这张照片是唯一能找到的一张照片)。向被害者出示第二批照片的侦查人员告诉她，照片中“存在着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另外，办案人员向被害者同时而非先后展示了所有照片，为被害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比较这些照片并选择“与施暴者相似的人”。当被害人在第二批照片中选出格林时，侦查人员说:“这个家伙叫安东尼，简称托尼。”警探的这种陈述方式，无疑坚定了被害人的选择。于是，在法庭上作证时，她的语气变得极为确定，对陪审员也非常有说服力，进而冤案也就无法避免了。
从该案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至少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辨认主持者不应知道辨认对象里有没有以及谁是犯罪嫌疑人;辨认主持者应当向辨认者说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在、也可能不在辨认对象里;辨认主持者应依次向辨认者展示辨认对象，这样辨认者必须每次在独立的比较下进行辨认。除此之外，为了保障辨认的准确性，辨认主持者还应当遵守以下几点要求:应遵循事先询问规则，即辨认开始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被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原则上应遵循混杂辨认原则，即将辨认对象混杂在若干个无关但是与其相似的人或物中间;应防止辨认前辨认者见到辨认对象，以防止辨认者先入为主;如果是二人以上辨认者进行辨认时，必须让他们分别单独进行辨认，以免互相影响;对辨认的过程与结果，应详细记入笔录，并由参加辨认的人和辨认主持者签名。在辩护律师提出要求时，还应对辨认的过程进行全程录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