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伤害案件中自甘风险与公平责任的适用问题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一庭 邵丹

一、运动伤害案例的发生与解决
2003 年 9 月 6 日 下午 5 时，原告张少龙、被告袁啸与他人在湖南中医学院足球场踢 5 人对 5 人的足球赛。被告袁啸上场后，原告张少龙与湖南中医学院学生杨胡伟坐在球门一侧底线看球。被告袁啸在和他人争球时，将足球踢向球门，但足球击中了原告张少龙的左脸。当时，双方没有发生争执。
2003 年 9 月 12 日 ，原告张少龙同时在湖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门诊治疗，诊断结论均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此后，原告张少龙一直在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2003 年 10 月 9 日 ，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受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砂子塘派出所委托，对原告张少龙的伤情作出湘司鉴（ 2003 ）第 849 号《司法医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评定为轻伤。 2003 年 10 月 21 日 ，原告张少龙诉请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袁啸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医疗费共计 8 000 元整。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足球比赛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竞技运动，冲撞、抢夺、扑救、射门是基本的运动行为。在强烈的身体对抗中，很可能出现人身损害的后果，即既有可能被其他参赛者所伤害，也有可能伤害其他参赛者，观众也有可能在足球场这个特定的区域内受到伤害。因此，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自愿参赛或自愿观看这种带有危险性的体育运动应视为“同意甘冒风险”，只要致害人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恶意或违反比赛规则，参赛者对引起损害后果就没有过错，不构成侵权，受害人受到损害应当损失自担。原告张少龙作为成年人，又是足球爱好者，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应当知道参加足球活动包括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也就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甘冒风险；并且，原告张少龙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啸具有伤害其身体的恶意或严重违反规则的行为。因此，被告袁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张少龙应自行承担其所受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少龙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 原告张少龙不服一审判决 , 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足球是人们普遍爱好的体育项目。足球运动本身不存在人身伤亡的危险 , 也不能把观看该项运动视为同意甘冒风险 , 且中医学院体育场不是社会福利公用设施 , 被上诉人擅自闯入足球场 , 是违规行为。足球伤人是一种侵权行为 , 上诉人被被上诉人踢伤是事实 , 故原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 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所损失的全部费用。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 认为：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上诉人张少龙作为成年人 , 又是足球爱好者 , 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 , 应当知道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 , 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 , 其并未避免能预见的危险，应承担过错责任。但上诉人张少龙被被上诉人袁啸踢伤的事实存在 , 应认为过失过错行为 , 风险应共担。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 , 被上诉人袁啸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 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欠妥。据此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 , 判决如下：1、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2003) 雨民一初字第 1574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 。 2、张少龙共用去的医疗费 1433.5 元 法医鉴定费 470 元 , 共计 1903.5 元 , 由张少龙与袁啸各承担一半。 [1]
二、案例引发的理论思考
（一）自甘风险理论与实践
在英美法上称之为Assumption of Risk，主要适用于过失侵权行为（Negligence）,如何处理，有二种见解。英国法院有认为被告自甘风险时，原告并未违背其注意义务（duty of care）,不成立过失侵权行为。亦有认为被告主张原告自甘风险的抗辩时，得除去过失侵权行为效力。无论采取何者，其结果均属相同，即原告不得请求过失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在英美法上除Assumption of Risk外，尚有Comparative Negligence（比较过失）。由于Assumption of Risk 使原告完全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过于僵硬，常造成不合理的结果，甚受批评，故法院（尤其是美国法院）常越避Assumption of Risk，而认定系属Comparative Negligence。亦有试图将此二种抗辩融合为一，以利个案适用，发展趋势实值注意。 [2]
在德国法上，自甘风险称为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 （或Einwilligung in Risiko），实物上见解历经变迁，早期认为是默示合意免除责任，其后解释为被害者的允诺，具阻却违法性。最近则强调此属与有过失问题。 [3]
王泽鉴认为，自甘风险指明知某具体危险状态的存在，而甘愿冒险而为之。[4] 王利明认为，受害人自甘冒险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或者明知将遭受某种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结果使自己遭受了损害。[5] 张新宝认为，受害人同意作为一种正当理由的抗辩，是指由于受害人事先明确表明自愿承担某种损害结果，行为人在其所表示的自愿承担的损害结果的范围内对其实施侵害，不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认为应当同时符合四个要件：1.受害人事先明示的真实意思表示。2.行为人主观上的善意。3.不超过同意的范围和限度。4.受害人之同意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 [6]
从上述英美法及德国法的理论与实务发展和我国法学家的理解与阐述，可以看到，理论和实践中对“自甘风险”的认识有着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起初的把它作为被害人的 “同意”、“允诺”，从而使得“自甘风险”成为抗辩的事由，最终使得受害人不能请求赔偿，后注意到此种结果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受到诸多诟病，虽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现在趋向于纳入“与有过失”或者“受害人部分过错”的范围，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当遇到“自甘风险”的情况时，由法院衡量当事人对损害或扩大的原因力，以合理分配其责任。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对 “自甘风险”或者自愿承担危险的免责事由，但是《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受害人的民事责任。”《人身损害解释》第2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上述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受害人有过错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使得较偏重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有矫枉过正之嫌。最近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条规定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至于采用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7] ，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二）公平责任理论
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或“具体的衡平主义（Prinzipderkonkreten Billigkeit）”[8] 在台湾地区侵权法中的衡平责任仅指一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衡平责任，一为雇佣人的衡平责任。[9] 王利明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10] 他认为我国民事侵权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所组成的。过错责任是一般原则，严格责任是各种特殊侵权原则，公平责任是弥补过错责任原则不足、补救当事人的原则。[11] 但是很多学者不认同把公平责任作为一个归责原则，杨立新认为，一是《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公平原则是归责原则；二是公平原则调整的范围过于狭小且不属于严格的侵权行为；三是实践中双方都无过错的损害纠纷并非一律使用这个规则。[12] 张新宝也不同意将公平责任原则，一是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没有具体对象；三是认识论上的考察。[13]
考量上述观点，对于公平责任是否可以作为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分歧比较大，但是最终《侵权行为法》支持了反方的观点，旗帜鲜明的在第6、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且第24条认为，公平责任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和损失分摊的规则，而不是侵权归责依据问题，是按照侵权归责原则，行为人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是侵权损害赔偿原则，不是侵权行为归责原则。[14] 运用公平责任审理案件中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损害应当是财产性损害和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二是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经济情况。[15]
三、运动侵害案件的自甘风险理论与公平责任法律适用
（一）运动侵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基本选择理念
根据上述对自甘风险理论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自甘风险理论”的通说理论核心是受害人的“有过错”，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本上讲是过错规则原则在原被告双方都有过失的情况下的具体运用，运用“自甘风险”的法律后果也是针对受害人就其过错程度、原因力情况对侵权人的侵害赔偿责任进行相应的减除。因此，在运动致害案件中关键问题是认定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如果受害人有过错的将自己置于风险状态中那么就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对侵害人进行相应的责任减除。法官在行使此项自由裁量权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判断、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并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
根据上述对公平责任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公平责任”的通说理论、立法实践核心是受害人、行为人的“无过错”，让原被告在损害发生时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依据侵权归责原则不构成侵权的前提下实现损害结果承担公平化的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在运用公平责任时，结合王利明的观点[16] ，应当注意1.损失程度与负担能力的结合，2.损害程度与受益情况结合，3.损害程度与受害人情况结合。
（二）运动伤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类型化问题
本文所说适用理论的类型化问题是指哪种类型的运动伤害案件使用什么理论进行分析、裁判的问题。
1.以运动员的身份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职业运动员运动侵害或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或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
（1）在职业体育运动员运动侵害中，不能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而是应当主要依靠非侵权行为补偿体系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救济，作为自甘风险理论和公平责任理论是属于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的途径。
依照王泽鉴的三阶层损害赔偿或补偿体系的理论[17] ，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将损害赔偿补偿制度分成了：第一层的侵权行为法，第二层的无过失补偿（非侵权行为补偿），第三层的社会安全保障。并且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由低到高的不同阶段，三个层次基本上由倒金子型转为平方型（平衡型）进而转向金字塔型。
而我认为，此种理论在运动伤害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具有高度商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职业运动中，解决职业运动员的侵害案件中应当主要依靠社会安全体系和无过失补偿制度来解决损害补偿问题。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侵害事由的发生基于其职业的特征，职业运动员把运动训练和比赛作为其谋生的手段，训练和比赛是其工作内容，运动员与其所在的运动组织、机构、俱乐部是一种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侵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侵害在性质上应当类比因工伤害或受伤，因其伤害他人或者受他人伤害应当由其所在的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补偿、赔偿责任；
其次，根据职业运动特点及惯例，除非故意地以伤害对方身体至其伤残为目的的行为应当依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或者以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其他在职业运动过程中的伤害或者被伤害事件中通常都是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损害补偿、赔偿；
再次，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规定，俱乐部、体育联合会、体育协会举行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运动员、教练、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18] 。在我国，体育长期以来是“举国体制”，运动员伤、残、病都由国家负责，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商业保险，运动员也养成了一种“依靠”思想。而随着我国体育产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组织、运动员都不断变成市场经济中的一员，需要自己为自身的安全保障负责。由于有关体育组织、运动员及广大普通体育健身者风险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因此缺乏主动投保的积极性。[19] 我国现有的关于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等，存在如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等问题。另外，并没有专门的对体育主办方、组织者、体校学生保险的规定。[20] 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主要险种有：运动员伤残和死亡保险、公众责任险、财产险等，其他的国际上较常见的有关重大赛事的保险，如“赛事取消保险”、“电视转播取消保险”、“俱乐部降级保险”、“赞助取消保险”、其他财务风险保险等，在国内还是空白。[21] 可见，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现状和保险险种设置以及各组织、机构、俱乐部的投保现状完全可以涵摄职业运动中损害赔偿问题；
最后，在职业体育运动中，可以由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诉讼解决机制并非唯一的途径，并且具有其他解决途径优先适用的趋势。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运动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作为外部救济手段的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随着我国运动职业化进程的发展和商业化运作的正当化、规范化，利用行业内部救济途径、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伤害问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2）在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中，我们这里讲的有组织运动是区别于职业运动员的组织活动，较常见的是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组织、机构等（以下简称“供职组织”）的职员、员工、成员在其组织、协调下进行的团体性比赛、联谊、聚会中的运动过程中，个体运动员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相应的训练、活动、比赛，而是有一定的代表其所在“供职组织”的性质前提下发生的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情况。在此种情况，我认为可以运用 “自甘风险”理论，但是运用这种理论的承担风险主体应当是具有组织作用和地位的“供职组织”，由于其运动员是为其“供职组织”的利益进行体育运动，其进入这种体育风险状态的原因是由于维护并考量后的结果，应当由“供职组织”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限于所实施运动种类的类型，较为高对抗、难度、受伤害机率较大的运动，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越大，对抗程度、难度、受伤机率较小，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较小，超过其风险范围内的超出部分伤害结果应当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这种伤害如果是由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蓄意伤害而实施的行为造成的，那么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民事侵权责任或者依据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
（3）在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中，可以充分利用两种理论来解决相关问题，如果从事的运动项目是激烈程度较高、身体对抗性较强的运动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但是其风险程度也视运动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抗性、激烈程度较小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小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大的赔偿份额；对抗性大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大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小的赔偿份额。但是对于侵害行为基本上属于偶发事件的基本上属于低风险、低对抗性运动中的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损害案件，不能通过“自甘风险”理论来解决问题，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综合考量双方的经济条件和损害的程度。
2.以业余运动的激烈程度、身体对抗性、强度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业余运动侵害划分为高风险性运动侵害、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低风险性运动伤害。
（1）在高风险性运动伤害中，高风险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比较激烈、具有很强的身体对抗性、甚至运动本身就是鼓励一种符合规则的“暴力”，比如拳击、击剑、摔跤、柔道、跆拳道等运动，在此类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类运动就意味着伤害到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只要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伤害都应当由双方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承担自己参加此项高危险运动的相应后果，但是不能违反规则，如违反规则引起的伤害则不在“风险”涵摄内容中，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予以违法性阻却，行为人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依照侵权法理论的过错责任原则追究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在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一般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的一般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项运动就意味着有一定可能性会伤害到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到，比如棒球、垒球、篮球、足球、排球、手球等运动，但是此类运动所涵摄的“风险”要明显小于高风险类运动，机率也明显低于高风险类运动，因此参加此项运动的运动员所承担的风险要略低，对侵害人的风险要求较高，对受害人的风险要求较低，而且“风险”只涵盖在规则允许情况下所导致的损害，超过“风险”程度的重大伤害的超出部分应当由侵害人承担，由于违反规则导致的伤害由于不为“风险”所涵摄，因此违反规则的伤害只能由侵害人承担。
（3）在低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低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轻微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如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运动，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即使以理性人的角度也不会预见到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后果，伤害发生的机率、程度都是比较小的，在从事此项运动中发生伤害是一种低概率事件，因此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就不具有合理性，从事此类运动不能视为是进入了一定“风险”范围。在此类损害发生后，只能根据公平责任来衡平双方利益，对损失进行合理分摊。但是在运用此项公平责任时，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应当对损害的性质进行划定，对于财产性损害或者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可以归入损失费用，由双方分担损失。非财产性损害中的精神损害则不能提出依此公平责任进行分担。
第二、应当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包括当事人的实际经济收入、必要经济支出、应对家庭和社会承担的经济负担。法院可以考量双方经济条件和能力将损失在两方之间进行分摊，也可以在进行考量双方财产状况对比、损失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上，裁定由一方承担所有损失。如果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好于或等于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更多的经济损失。由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时应考的主要是：（1）当受害人因损害发生造成经济条件严重恶化时，可考虑由经济条件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2）当行为人自身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时，可以考虑有经济状况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3）当损失显著轻微时，可以考虑由受害人承担；（4）如果受害人已经通过保险分散了部分风险，那在分担损失时，可以酌情让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22]
3. 以受害人是否业余运动员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对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或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
（1）在对业余运动员侵害中，由于业余运动员是运动的参加者，对于所参加运动的类型、激烈程度、对抗程度、风险程度有最为直接的了解，而且对于该运动的风险大小、可能发生的损害他人、被他人损害的可能性有较为直观的了解，根据“理性人”的标准进行衡量，使得受害人在“风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受侵害风险，侵害人在“风险”范围内免除相应的侵害责任，但是此种“风险”应当是运动中的合理冲撞、规则允许的身体接触所导致的伤害，而不能是违反规则的身体伤害或者以故意给他人身体带来伤害的故意报复，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来减轻或免除相应责任。
（2）在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中，由于其他人员也分成与运动相关的人员和与运动无关人员两类，因此，适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区别。与比赛相关的裁判人员等，属于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应当与运动员一样承担与运动类型相匹配的相应程度的“风险”。而与运动无关的人员就不能适用“自甘风险”理论，例如，在一个开放的运动场内，跑道上有人在散步或者慢跑，操场上有自行组织的人员进行足球运动，在一方前锋进行射门时，将球射偏，打在跑道的散步或慢跑人员的脸上，造成眼睛视网膜脱落，那么就不应当适用“自甘风险”理论，而是运用公平责任进行损害分担。正如合同领域的“合同相对性”原理，“自甘风险”也应当有其限定范围，在其限定的与此项运动有关的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超过了此范围“自甘风险”理论就失去了适用的合理性，只能是根据双方均无过错的事实，运用“公平责任”比较双方的经济实力、条件和损失的大小进行衡量，以合理分摊伤害所带来的损失。
（三）前述案例适用理论分析
利用上述的两种理论运用类型化分析的结论，案例中的伤害为业余运动中运动员对参观比赛人员的伤害问题，应当运用“自甘风险”理论进行分析判断。总的原则为参观比赛人员应当是与比赛有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况且其观看比赛的地点是球门旁边，“风险”程度也相对较大，因此法院可以判令侵害人承担少量的责任。
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7号


《长春市安全生产条例》已由长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05年8月25日通过，经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5年11月24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05年11月30日



长春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吉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条例。

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直接负责。

第五条　本市实行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度。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形势，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的需要，明确负责安全生产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组织、协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同级人民政府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简称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相关行业协会应当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护、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业务（事业）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年度项目计划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重点支持生产经营单位消除事故隐患、防治职业危害、实施安全生产技术改造和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第二章　安全生产保障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下列安全生产规定：

（一）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

（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四）无偿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设施以及用品；

（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六）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产培训、考核合格；

（七）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八）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从业人员5000人以上的，至少配备15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的，至少配备8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的，至少配备3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5000人以上的，至少配备5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的，至少配备2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也可以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或者注册安全工程师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仍由委托单位承担。

第十一条　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单位必须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生产活动。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与承包方或者承租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并应当履行下列安全生产职责：

（一）查验承包方或者承租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范围和有关资质，并书面告知项目、出租场所、设备的安全状况；

（二）对同一区域多个承包方或者承租方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三）发现承包方或者承租方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及时劝阻并向所在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承包方或者承租方应当履行下列安全生产职责：

（一）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二）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服从发包方或者出租方对其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应当立即通知发包方或者出租方，并向所在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采掘、工程拆除等危险性较大的作业，或者在临近高压输电线路、高空、陡坡、攀登悬崖、进入深坑深井、密闭空间等环境下作业，应当对从业人员采取专门的安全防护措施，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现场安全管理。

作业前，负责现场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应当以书面形式向作业人员详细说明作业安全要求，并且双方签字确认。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等生产单位应当建立提取安全费用制度。

安全费用按照有关规定由生产单位自行提取，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并依法接受监督。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或者安全费用，应当专项用于下列事项：

（一）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建设；

（二）安全设备、设施的配备、更新和维护；

（三）危险源、事故隐患的评价、评估、监控和治理；

（四）应急救援设备、器材的配备、维护及应急救援演练；

（五）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奖励；

（六）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事项。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考核不得收费。

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教育和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安全操作规程和岗位安全操作技能；

（三）安全设备、设施、工具、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和保管知识；

（四）事故应急救援处理措施和紧急自救互救知识；

（五）职业卫生知识；

（六）生产安全事故案例。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十八条　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安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建设项目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或者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和安全评价结论进行设计，设计文件应当有安全生产专篇，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安全生产专篇进行审查。未经审查同意的建设项目，不得进行施工。

建设项目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工程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验收部门及其验收人员对验收结果负责。

第十九条　歌（舞）厅、影（剧）院、会展馆（场）、体育馆（场）、宾馆、饭店、商（市）场、洗浴场所、旅游区（点）、网吧等公众聚集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设置标志明显的安全出口和符合要求的疏散通道，并确保畅通；

（二）配备应急广播系统、应急照明设施、消防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三）制定安全措施和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

（四）有关负责人能够熟练使用应急广播系统，掌握应急救援预案；

（五）从业人员能够熟练使用消防器材，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以及本岗位的应急救援职责；

（六）经营场所容纳人员不得超过规定人数。

第二十条　举办大型经贸、文化、体育等活动的单位应当制定符合规定要求的活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应当报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举办单位为活动设置的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设施、设备的安全性能，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检测、检验合格。检测、检验结果应当报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中小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加强安全管理。严禁以任何形式或者名义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劳动或者其他危险性劳动。

禁止在学校及幼儿园内从事危及校园安全的生产经营活动。

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和标志明显的出口，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不得将危房作为教学和生活设施。

第三章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在下列范围内，城市规划部门不得规划或者批准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一）重大危险源安全距离范围内；

（二）矿山塌陷危及的区域；

（三）尾矿库（含固体废弃物堆场）危及的区域；

（四）输送石油（含原油、成品油）、输气管道及高压输电线路安全距离范围内。

第二十三条　本市建立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体系，对重大危险源实施市和县（市）、区两级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审查安全评价状况。

重大危险源的转产、停产、搬迁和关闭，应当经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　从事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等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一定数额的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抵押金可以转作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所需资金。

前款规定的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因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被动用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补缴。生产经营单位因关闭、破产等原因终止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其他行业的，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余额应当及时退还。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第二十五条　依法设立的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服务的中介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技术服务，并对作出的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等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公安、消防、建设、道路交通、铁路、民航、卫生、劳动与社会保障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定期将事故统计报告或者工伤统计报表抄送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通报安全事故情况并向社会公布，对发生的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有关信息及时公布。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举报；对举报有功人员，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第四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内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体系。预案经当地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署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需要，建立区域性应急救援基地和专业救援队伍，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装备和器材。

应急救援经费应当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规定上报，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护事故现场，不得伪造、破坏事故现场以及毁灭有关证据；因抢救需要而必须移动现场物件的，应当采取拍照、做出标志、进行记录、绘制现场图等措施，并妥善保管有关痕迹、物证。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迅速组织抢救，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服从指挥、调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配合事故抢救，并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第三十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成立事故调查组的，事故调查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公安部门、工会等组成，也可以聘请有关专家、人员参加。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配合事故调查处理，不得阻挠、干涉事故调查组依法履行职责。

事故调查组需要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或者专家进行技术鉴定。

第三十一条　伤亡事故调查处理应当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结案；如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时间，但最多不得超过180日。事故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应当出具事故调查报告。

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及时对事故和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

行政监察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程序的规定，依法对有关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并将处理结果通报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履行职责给生产经营单位造成重大事故隐患的；

（二）未能按照规定组织救援致使生产安全事故损害扩大的；

（三）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

（四）对检查、验收不坚持标准，出具虚假材料的；

（五）要求被检查、验收的单位购买其指定的安全设备、器材或者其他产品的；

（六）阻挠、干涉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或者责任追究的。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较轻的，并处3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拒绝、阻碍安全生产执法人员监督检查的；

（二）提供虚假情况的；

（三）隐瞒存在的事故隐患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的；

（四）拒不执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安全生产执法人员的安全监察指令的；

（五）对查封或者扣押的设施、设备、器材，擅自启封或者使用的；

（六）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七）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工作，拒绝接受调查取证、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国家级开发区和长春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对区内的安全生产管理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安全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