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扶持出口名牌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等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扶持出口名牌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为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自主世界名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精神，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扶持出口名牌发展的指导意见》，请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切实提高我国企业和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特此通知
商 务 部
发 展 改 革 委
财 政 部
科 技 部
海 关 总 署
税 务 总 局
工 商 总 局
质 检 总 局
二○○五年六月七日
关于扶持出口名牌发展的指导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出口持续快速增长，2004年，出口额5934亿美元，是1978年的61倍，出口额世界排名也从第32位跃升至第3位。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过程中，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加工制造水平稳步提高，以消费品为代表的部分商品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重要份额，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明显加快，配套能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世界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出口商品和贸易主体结构逐步优化，初步涌现出了一批拥有自主品牌的出口企业，出口大国地位日益稳固。
在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出口增长质量不高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自主品牌建设薄弱。目前，国际市场上名牌所占比例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高达40％，销售额超过50％，个别行业超过90％，国内市场上，2003年80多种主要消费品销量前十位名牌的市场份额高达65%，最高的家电行业达到80%，而同年全国出口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10％，称得上世界名牌的更是寥寥无几，部分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出口自主品牌商品，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缺乏核心技术，品牌的附加值偏低。企业大量从事贴牌出口，主要是在加工制造环节参与国际分工，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等高增值环节基本上还不掌握，既影响了贸易收益，也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企业名牌意识不断增强，实施出口名牌战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实践表明，实施出口名牌战略，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培育一批出口名牌，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势在必行。为此，现提出指导意见如下：
一、统一认识，明确目标，积极贯彻实施出口名牌战略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鼓励国内企业充分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时机，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完善培育出口名牌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广大出口企业增强技术创新和国际营销能力，扩大自主品牌出口，培育出口名牌，全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战略目标：通过各级政府政策扶持，中介组织密切配合，出口企业自身实践，争取到2010年，有40％以上的出口企业拥有自主品牌，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20％，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自主知名品牌，每个地区、每个行业都有能够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出口名牌。
二、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出口名牌培育机制
结合我国自主品牌建设地区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实际，采取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广泛发动，鼓励和支持广大出口企业积极开展境外商标注册，进行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行业认证，设立境外营销机构和售后服务体系等自主品牌建设基础性工作，全面提高我国自主品牌建设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选准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自主品牌，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培育，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一批自主世界名牌，使广大出口企业学有榜样、学有方向、学有动力，通过示范效应引导带动全国自主品牌建设工作。适度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对农产品出口企业适当倾斜，支持其培育出口名牌。
建立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出口名牌培育机制。商务部委托中介机构和专家学者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出口名牌（“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培育，形成出口名牌的国家队；各地区可以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和发展状况，确定本地区的出口名牌，有针对性的出台扶持政策，进行重点培育。对列为重点培育对象的出口名牌，坚持动态管理，根据培育效果，定期调整，优胜劣汰，始终保持培育对象的先进性和代表性。
三、积极扶持，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增强出口名牌竞争力
国家在外贸发展基金中安排“出口品牌发展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培育发展出口名牌；对列入“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以下简称出口名牌）名单的企业（以下简称名牌出口企业）所需的进出口配额，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优先予以安排；各级政府在各类政府采购中，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出口名牌；鼓励名牌出口企业以名牌为纽带进行资产重组和资源整合。
支持名牌出口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不断提高出口名牌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名牌出口企业使用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款贴息资金和出口产品研究开发资金；优先安排名牌出口企业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技术进步项目，积极支持其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四、培育渠道，增强市场开拓能力，鼓励名牌出口企业在内外贸一体化的基础上加快“走出去”步伐
鼓励出口名牌到“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店及知名商业企业中销售；大力发展品牌连锁、专卖店、专业店等符合现代流通发展趋势的新型流通组织形式，建立多层次的出口名牌销售渠道；利用外贸发展基金等多种手段，通过在重点出口市场定期举办出口名牌展，在广交会设立品牌展区，支持名牌出口企业参加国际知名展会、在目标市场投放广告、设立境外营销机构和售后服务体系等方式，帮助名牌出口企业逐步建立自主国际营销渠道，直接进入终端目标市场。
鼓励名牌出口企业“走出去”，境外加工贸易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优先用于支持名牌出口企业；采取境外投资和用汇便利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名牌出口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逐步建立国际化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优先安排名牌出口企业使用优惠贷款和各项扶持政策，到受援国加工、生产、组装出口名牌；在一般物资援助安排中，努力推动出口名牌出口；在制定对外承包工程鼓励政策时，向出口名牌适当倾斜；通过培育和建立海外科技园区和孵化器等渠道，为名牌出口企业“走出去”提供海外科技服务平台。
五、转变观念，加强服务，为名牌出口企业提供贸易便利
对符合相关规定的名牌出口企业，质检部门优先予以免检，海关积极提供通关便利措施；鼓励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符合市场原则的前提下，对名牌出口企业予以适当倾斜，提供融资和保险便利；鼓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将名牌出口企业列为“重点支持客户”，为其量身定做开发新产品和承保模式，在费率等承保条件上给予优惠，优先提供各项增值服务；海关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自主品牌出口统计方法的研究工作，为相关管理提供基础信息。
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的积极作用，对驻在国产业、市场情况进行深入调研，为名牌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支持，对名牌出口企业开拓驻在国市场给予指导和帮助，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积极向驻在国商界宣传推介出口名牌，拓展经济外交空间。
六、加强宣传，保护知识产权，为出口名牌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和市场环境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加大对实施出口名牌战略和出口名牌的宣传力度，形成全社会争创出口名牌、发展出口名牌、保护出口名牌的舆论氛围，重点加强对出口名牌质量、信誉和安全等国际市场最为关注领域的宣传力度，鼓励消费者消费出口名牌，提高出口名牌的国际知名度；提高公共信息服务水平，宣传各级政府培育出口名牌的政策措施，提供及时准确的国际市场信息，帮助广大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自主品牌出口，创立出口名牌。
工商、海关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将出口名牌有关的知识产权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并将其作为已经开展的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定规章制度，开展知识产权法规的宣传培训工作，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形成培育、发展、保护出口名牌的良好氛围。
七、各司其职，增强企业主动性，发挥行业协调服务作用
作为创出口名牌的主体，广大出口企业要增强名牌意识，充分认识名牌对于开拓市场、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实事求是，因企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出口名牌发展规划，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从基础性工作做起，逐步提高研发设计、加工制造、营销服务等方面的水平，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档次和附加值，长期坚持，扎扎实实推进出口名牌建设。
充分发挥中介组织行业协调、指导和服务功能，根据行业特点和发展状况，结合会员企业意愿，制定本行业出口名牌发展规划，研究出台本行业的扶持政策，加强出口名牌政策宣传，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会员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在行业内广泛开展培训交流活动，为政府当好参谋，为企业做好服务。
八、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全面实施出口名牌战略
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部门，指导出口名牌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出口名牌工作的领导，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和发展状况，制定本地区的出口名牌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落实扶持政策，全面实施出口名牌战略。
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认识，密切配合，开拓创新，深入实施出口名牌战略，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在刑事诉讼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是动态的，在二者无法得到兼顾时，应当综合考虑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由于腐败类型犯罪案件等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如不能迅速予以打击，将会从整体上危害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秩序，而如果按照常规的“谁主张谁举证”证明方式，必然影响打击此类犯罪力度与适用效果，为了追求迅速惩罚此类犯罪与提高诉讼效率，有必要、且必须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通过适用推定证据规则，转移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证明难”的问题。
一、腐败犯罪中的推定法则的应用
1．主观方面的推定。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意图”、“明知”、“目的”、“过失”等较难以用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主观世界的认知认定基本上是通过刑事推定规则来解决的，是根据经验法则的要求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推断出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8条规定：“作为犯罪要素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需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当然，在对犯罪的主观方面适用推定时，应当注意的是基础事实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且控方举证证明的推定所依据的前提事实是“查证属实”的；被告方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达到“优势证据”即可，不必达到控方同样的举证标准。
2．亲属共同受贿中的推定问题。亲属共同受贿犯罪故意的推定，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亲属拒绝承认共同受贿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具有相当证明力的证据反证的除外。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这类的家庭式的“窝案”腐败比较突出，在此类共同受贿的故意中，存在以下推定的基本事实：（1）该财物超出了家庭的正常收入；或者家庭收入与其家庭财产之间存在巨大的“悬殊比例”；（2）请托人的“请托事项”属于受贿人的公务范围之下，且受贿人具有公务决定权，请托人欲达成交易离开受贿人是无法完成的；（3）请托人的有证据的证词；证词所涉物品与受贿人家中存放的物品、存放的时间、送达方式、物品型号等相吻合；（4）受贿人或其亲属不能解释财产合法来源，或者是解释前后矛盾、无法形成相同的意见的；（5）共同受贿人在一起正常的共同生活的事实等。
3．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应用。联合国1990年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当明知他有贪污舞弊行为，从而产生非法收入或资产，但拿不到确凿证据时，这也可以作为公诉的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0条规定:“资产非法增加，即公职人员的资产显著增加，而本人无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释。”《反腐败公约》第31条第8款规定:“缔约国可以考虑要求由罪犯证明这类所指称的犯罪所得或者其他应当予以没收的财产的合法来源。”行为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财产的来源合法的，可以推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立法推定，在该罪名中规定由被告人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是符合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因为一个人对于自己财产的来源最清楚，这一前提是符合经验法则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告最有条件也最为便利举证，有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增大了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
4．贿赂推定。贿赂推定是适用于贿赂犯罪的一项特有证据制度，指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控方能够证明被告人收受或者给付了对方财物，除非被告人提供反证，否则，推定该财物为贿赂财物的一项证据制度。在行贿人与受贿人单独“一对一”贿赂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其他间接证据，案发后污点证人肯定行贿事实的存在，而受贿者坚决予以否认时，就可以适用贿赂推定。联合国及几十个国家都有此制度的规定，前述联合国1990年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决议也如此。美国根据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巴恩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意见，确立一个举证责任倒置和事实上有罪推定的原则：最近明知且排他地拥有某犯罪赃物——无法解释或解释很无力——的事实可以作为有罪的推断。适用这一原则的条件包括：必须保证推定中基础事实的真实性；应当赋予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对事实推定被告知和反驳的权利；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盖然性程度符合经验法则的要求。
二、完善我国反腐败犯罪程序中的推定制度
1．明确犯罪主观状态的推定。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严格的主观条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必须在主观上具有“占有”、“谋取利益”等犯罪意图；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起诉判决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没有采用推定规则及“优势证明”标准，而如果一律将举证责任归于控方和过高的证明标准则不能满足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的作用，不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在今后的刑事司法完善时，应当明确犯罪主观状态的推定。其一，要明确具体的腐败犯罪案件中哪类罪名下适用该法则；其二，明确主观上的“明知”、“故意”、“谋取”等犯罪意图；其三，明确这种罪名下证明责任的负担；其四，允许当事人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该推定，并规定达到的优势证明标准。
2．立法上采用贿赂推定制度。由于我国尚无此制度规定，因此需要借鉴成熟国家的先进经验，适时的在立法中予以明确。这种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打击腐败犯罪，实现最大限度地司法公正，特别是对于解决当前腐败犯罪案件中突出的“一对一”案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根据其所具有的巨额犯罪财物，在其没有合适的解释理由时，直接适用刑法的规定，便于解决目前腐败案件中的认定难的问题。当然应当给予被告人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的机会。
3．明确证明责任分配。推定的实质是证据裁判主义的例外，但并不完全是用证据予以证明，在不存在直接证据或仅凭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时，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通过证明责任分配方式的调整，由间接事实与待定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进行推理，得出待定事实为真的结论。对于刑事政策必须予以控制的犯罪类型，出现事实真伪不明、难以证明、证明起来成本过大时，司法技术上应当减轻主张推定事实存在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避免证明僵局。
4．明确推翻推定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腐败类型犯罪案件中，被追诉人只要提供反证或反驳证据，该证明标准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只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或优势证明的标准，使推定的事实处于真伪状态不明，法官对被告人是否有罪仍存在合理的怀疑时，法官就应根据疑罪从无和证明责任原理，让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
5．完善亲属共同受贿的推定。当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客观事实，犯罪嫌疑人的公务关系和职权范围，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当然在此类型腐败犯罪案件中，应该由检察机关承担基础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即要查明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其亲属实施了从中索取或收受贿赂的行为。被告人承担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并保证被告方拥有提供证据予以说明的机会。
（作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