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不应介入公司内部管理纠纷事务/王政
时间:2024-06-18 01:36:31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144
“行政诉讼”不应介入公司内部管理纠纷事务
王政律师
最近，我国江苏省某县市一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称“A市运输公司”）职工给我们寄送了一份“不服强行干预改制行为”的行政判决书。看了该行政判决书，我们发现了以下事实情况：1、该行政诉讼案的原告为A市运输公司，被告为原告所在地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A市交通局”）。2、原告起诉被告的原因和理由是：被告为原告的行政主管部门，就A市运输公司改制，A市人民政府曾成立临时的改制小组，被告是临时改制小组的组成单位之一。原告认为，被告在2000年12月份和2001年3月份主持召开了原告公司关于改制的股东大会，在会议的召开、主持和议题等方面，被告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原告企业经营自主权，影响了选举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公正性。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主持原告改制的行为违法及其主持下所形成的相关公司改制决议无效。3、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任何异议。4、A市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一、确认被告A市交通局主持原告A市运输公司企业改制的行为违法；二、确认被告主持原告的两次企业改制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无效。在经过对此行政案件进行仔细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行政诉讼” 被滥用的案件。作为法律专业人员，我们认为，该案的审理和判决至少存在如下一些法律方面的重大缺陷：
一、本案行政诉讼的标的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该条规定，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应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若从法律角度进行理解，这里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能是违法的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谓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影响对方权益的具体决定或者措施违反了实体法或者程序法的规定；所谓不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虽然合法但明显不公正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A市交通局作为A市运输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主持召开原告A市运输公司关于改制的股东大会的行为属于一种行政指导行为，这种指导是依据国家关于公司或企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企业改制政策进行的，A市交通局没有发布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或采取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就其指导下属企业改制行为而言，不具有行政执法方面的强制拘束力和执行力，也谈不上行政违法性和不当性。对A市交通局的不当干预，A市运输公司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对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和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的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公司权力运作机构或通过股东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即A市交通局指导或介入企业改制的行为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不应具备行政诉讼法上的可诉性。
二、本案诉讼参加人不符合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法定条件
本案参加行政诉讼的当事人A市运输公司和A市交通局不符合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法定条件。
（一）本案A市运输公司不具备行政诉讼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其诉称A市交通局侵害其公司经营自主权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因为：1、A市交通局主持召开改制企业股东会，通过资产出售行为使企业股权结构发生变动，通过改制企业股东会选举产生新的公司管理机构，这一企业改制行为可能会触动企业原控股股东或原企业管理层的利益，并且同时也会得到原企业部分股东（甚至是大部分股东）的拥护，否则，企业改制的股东会决议也不会通过。2、在A市运输公司完成改制前，A市运输公司仍旧由企业原领导班子或部分股东负责管理，单就企业改制行为而言，A市运输公司无权代表所有股东的利益，A市交通局主持下的企业改制充其量只是侵害部分股东或原管理者们的利益，不可能侵害全体股东或改制企业的整体利益。3、A市运输公司不是案件所涉及改制行为所通过的决议或法律文件的当事人，若允许其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必然会造成公司部分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假借公司之名滥用诉权。4、如果本案其他诉讼条件成立，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只能是利益受到损害的A市运输公司部分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而不可能是改制公司本身。
（二）A市交通局不具备本案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A市运输公司改制是在A市人民政府成立的临时改制小组领导下进行的，A市交通局只是具体落实行业内改制行为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之一。如果说存在对企业改制进行不当行政干预的事实，应当是A市人民政府在实施不当干预，而不是A市交通局。通过判决书中所涉及的A市交通局所参与A市运输公司改制的一些行为，我们无法得出其具备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结论。
三、本案个别人员明显是在故意曲解“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本含义。
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侵害“自主经营权”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利益受损害的人员或单位是可以针对侵害“自主经营权”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但是稍微有点企业工作常识的人都会明白，经营自主权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调配和使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A市运输公司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按照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享有以下10项经营自主权：1、对其全部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拒绝任何形式的平调的权利；2、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权利；3、确定产品价格、劳务价格的权利；4、依照国家规定与外商谈判签订合同，提取和使用有关外汇收入的权利；5、依照国家信贷政策向银行申办贷款的权利；6、依照国家规定确定适合本企业情况的经济责任制形式、工资形式和奖金、分工办法的权利；7、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各种优惠待遇的权利；8、吸收职工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个人集资入股，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联营，向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投资、持有其他企业股份的权利；9、按照国家规定决定本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劳动组织形式和用工办法，以及录用和辞退员工的权利；10、依法对职工进行奖惩的权利。通过判决书中所涉及到的A市交通局参与A市运输公司改制的一些行为事实，我们会很容易发现：A市交通局参与或介入A市运输公司改制的行为与集体所有制企业10项经营自主权没有任何的关联，法院判决A市交通局侵害A市运输公司自主经营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本案法院审理和判决明显超越了行政诉讼所应当审理和判决的范围和对象
本案行政判决内容直接涉及到“确认A市交通局（被告）主持A市运输公司（原告）的两次企业改制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无效”等内容，此判决结论显然是超出了行政诉讼所应审理的对象和范围。从诉讼法角度讲，行政诉讼所审理的对象只能是政府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可能涉及公司内部的改制事项、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如果以个别股东或公司管理层所控制的公司名义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然后法院在行政判决中确认政府组织协调下所形成的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法律文件无效，毋庸质疑，这样的通过行政判决确认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无效的诉讼背后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肯定侵害了公司许多股东的利益（而这些股东又没有参加诉讼），这样的判决肯定是司法权滥用的必然结果。因为判断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等文件有效或无效的法律依据只能是《公司法》、《企业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只能是由符合起诉条件的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进行确认。国家或政府机关在不是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中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无权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若国家机关是改制公司的股东，则国家机关只能作为民事诉讼主体根据具体情况（作为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来参与有关的股权转让或产权重组等事宜所引发的纠纷。我国原《公司法》第111条就明确规定：“股东会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的诉讼”。新《公司法》对此方面内容规定得更加丰富。也就是说，涉及A市运输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之类法律文件的效力问题，若产生纠纷，应当由公司股东或管理人员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进行解决，不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审判所解决的问题。
五、法院审理“政府指导或介入企业改制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的成文法，法院受理案件或审判案情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至少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法院将“政府指导或介入企业改制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对国家行政机关、公司的控股股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因指导或不当干预公司改制行为而产生的问题，司法机关不应过分介入，至少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应当介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考虑我国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原先存在大量的非规范运作情形，在公司改制过程中需要政府法律和政策的引导；由于改制公司员工普遍缺乏对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的了解，各级政府机关尤其是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对公司改制和产权重组进行必要的协调和指导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次，改制的公司往往涉及到国有或集体资产的出售问题，政府职能部门介入，从一定意义上，行使了国有或集体资产的管理权限。再次，公司改制和产权重组最终可归结为公司股东或企业员工之间利益的平衡，股东之间就公司资产或股权转移发生争执，员工与企业之间就劳动保险和就业问题发生争执，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最后，排除政府部门的不当干预没有必要通过司法判决的形式进行，通过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完全可以实现或达到排除不当干预的目的。总之，像A市法院那样积极行使对政府部门介入企业改制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是不多见的。
结语：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层面上讲，在公司或企业内部的股东会（权力机关）、董事或董事会或经理（经营决策机关）、监事或监事会（监督机关）能够形成一个各自独立、责任明确、相互制约的内部驱动和自我调节机制。但是这种公司或企业内部自我调节机制也有陷入停滞或失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依靠国家公权力从外部介入，以便促使或保证公司内部运作系统继续健康有效存在。国家从外部调节公司运行的任务是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承担的，其中行政机关的调节以维护公权为目的，一般不涉及私法领域，其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凡直接涉及公司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或利益矛盾的调节，主要应当由司法机关通过诉讼程序来完成。法院判决就是司法机关解决公司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最有效方式。所以，我们认为：法律应当是严肃的，甚至是神圣的、不可亵渎的，而法官更应当被看成是法律的“守护神”。如果像本案这样，法律成了某些人员可以随意操控的一门“艺术”，判决成了法官们的“艺术品”，可以任意地进行加工和想像，那么“公平和正义”的美感没有了，迟早有一天，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这些“艺术品”是多么的不堪入目！恐怕到那时，创造这些“艺术品”的法官们也会面临下岗失业的危机。
2006-7-28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民刑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浅析仲裁协议有效性的确定问题
关键词：仲裁协议 生效要件 仲裁协议有效性的确定
摘要： 仲裁协议作为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当事人既然合意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就表达了受仲裁约束的愿望，因此仲裁作为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是依附于法院，从属于诉讼的。Kompetenz-Kompetenz (管辖权-管辖权)原则应该作为认定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基本原则。法院的支持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影响到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法的独立性。
仲裁协议（arbitration agreement）或称仲裁契约、仲裁合同，是确定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被认为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它是指国际商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合意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国际商事争议交付仲裁解决的一种书面协议。
在实践中一份仲裁协议订立后，是否就当然地具有了效力了呢？一般认为协议只有具备了齐备的生效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后才产生了法律上的效力。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当协议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后，对于仲裁协议的效力有不同的看法时，能够对协议效力作出认定的第三方是谁：法院、仲裁机构、仲裁庭还是其他组织。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规定，国际商事立法和实践不尽相同，一般来说，仲裁程序开始前，如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无法执行而向法院起诉，司法程序中仲裁协议的效力当然只能由法院来决定；再有，裁决作出后，如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或撤销、要求不予执行，此时仲裁程序已经过渡到司法程序，对裁决依据的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自然也只能由法院来实施。这两种情况是法院支持仲裁以及行使监督权的表现，各国的做法没有差别。存在重要差异的地方是从仲裁程序开始到仲裁裁决作出的这段时间，不同的国家把认定权赋予了不同的机构。
（一）由仲裁庭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就是所谓Kompetenz-Kompetenz (管辖权-管辖权)原则，即仲裁庭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有管辖权，为目前国际实践中广泛使用。中国学者有人称之为“自裁管辖权说”，仲裁庭本身有权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是否有管辖权作出决定。１９６１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和１９６６年《欧洲统一仲裁法》完全采纳了管辖权-管辖权原则并有所扩充，ICSID是首个采纳这一原则的世界性公约，UNCITRAL Model Law１６条：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rule on its own jurisdiction,including any objec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existence or 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决定。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第一款：仲裁庭有权对其本身的管辖权作出决定，包括对有关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有效性的异议作出决定。为此，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被看作是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之外的协议。仲裁庭作关于合同无效的决定依法律不应引起仲裁条款无效的结果。 这一规定推动该原则成为主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及其所在国接受，使其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一个重要发展。实际上，从有关国家的国内立法和仲裁规则看，管辖权-管辖权原则是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有权裁定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从而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而不是指在任何情况下，仲裁管辖权都应由仲裁庭来决定，而且仲裁庭的管辖权决定不是终局的，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采用该原则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赋予仲裁庭的决定以终局效力，也不在于是否完全排除法院确定仲裁管辖权的权力，而在于限定法院干预仲裁管辖权的时间和条件，从而避免法院过早地干预仲裁过程，有利于仲裁庭提高效率。
（二）由仲裁机构认定，这是少数国家采用的认定方法，中国的做法比较典型，《仲裁法》施行前，《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诉讼，CIETAC1994年以前的仲裁规则，由仲裁机构决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但裁决作出后在执行程序中，该决定的效力由法院决定。《仲裁法》施行后，情况有了变化，第２０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法院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决定，另一方请求法院裁定，由法院作出裁定，实际上，法院和中才机构共同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法院在仲裁过程中实施监督，不利于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而且《仲裁法》未规定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后当事人何时可以向法院起诉、一方向法院起诉后仲裁程序是否继续进行。近年来在实践中凸现了第２０条的缺陷，因此最高院在１９９８年作出了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作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终止仲裁。可以看出中国的仲裁委员会对仲裁程序的介入比其他主要的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仲裁院等要实质很多，仲裁委员会不审理案件，却代替仲裁庭或仲裁员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其合理性令人置疑，事实上，管辖权异议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异议由仲裁委员会来裁断，使仲裁员过分依赖于仲裁机构，使其缺少必要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致使一些当事人对仲裁裁决的公正性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另外，国际商事仲裁的显著性优势就在于其自主性，以充分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当事人选定仲裁机构及仲裁员，是基于对其的信任，仲裁员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以及裁定管辖权异议的权力来源于仲裁协议，如限定仲裁员的这一权力，就是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仲裁机构错误地作出管辖权决定，将置仲裁庭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结果对仲裁机构的声誉造成很坏的影响。因此，必须修改《仲裁法》的规定以符合国际惯例，否则势必影响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三）法院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这个原则贯穿于上述两种认定方式中，各国对于法院的决定权和审查权都做了规定，只是法院介入的时间和条件不尽相同而已，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需要接受司法监督，法院的决定有最终效力，只是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如果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确定了仲裁协议的效力从而确定对争议的管辖权，一些国家允许这种监督在仲裁过程中即可进行，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只允许裁决后的监督。
综合上述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方法，可以得出，目前国际上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趋势，应该说管辖权-管辖权原则应该作为认定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应该由仲裁庭自己对于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认定，另外，法院的支持和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法院介入的时间，个人认为不应在仲裁程序中介入，而是在仲裁程序开始前以及仲裁裁决作出后介入。仲裁作为一个自主解决争议的程序，裁判是当事人自己选择的，当事人地位平等且受到平等对待，程序是高度透明的，仲裁作为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是依附于法院，从属于诉讼的。在国际商务仲裁实践中，仲裁也越来越得到法院的支持：“一般法院都会尽所有可能给一条不太妥善的仲裁条款或协议有可行的解释，重要是有‘arbitration’（仲裁）这个字出现，表示双方确有此意图来解决将来争议。”即使仲裁协议指定不存在或错误的仲裁机构的，也“一般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可行性。法官或中止诉讼，让双方去仲裁，或不认为这种仲裁条款是无效或无法执行，或判决这种仲裁协议有效。现代仲裁法主张弱化法院对仲裁的干预，除公共秩序保留这一特殊情况，把法院对仲裁的干预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作为司法的例外，仲裁是解决争议的私人过程，具有显著的民间性，而作为公正化身的法院对其形式或外部运作给予适当的监督即可，无须过分干预当事人对争议所作的自主安排，这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需要。因此必须强调，特别是在中国，仲裁的契约性、强调对仲裁进行适当的监督和司法审查，对于维护仲裁的效益以及促进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很重要。
参考文献：
[1]《纽约公约》
[2]UNCITRAL Model Law
[3]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
[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6] 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M]. 第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12-113
How to validate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Key word:arbitration agreement valid factor validating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Abstract:Arbitration agreement ,as a footston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has strong civil quality.Since all parties would like to render their dispute to arbitration,they are subject to the desicion of arbitration.So arbitration is not dependent on litigation but in dependent to resolve dispute.The Kompetenz-Kompetenz rule should be as essential principle validating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although the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of court is indispensable,the independence should not be impaired.
检察机关在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中，发现被强制医疗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法定条件，而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法定程序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强制医疗期间应当折抵刑期，理由如下。
一、维护法院决定严肃性及保障人权的要求。强制医疗决定一经法院依法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撤销，该法律效力不被消灭。行为人被错误强制医疗并非其自身原因造成，错误强制医疗造成的限制或剥夺行为人自由的后果必须得到救济。因此，无论从维护法院决定的严肃性还是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考虑，都不应当由行为人承担错误强制医疗的不利后果。
二、对同一行为不重复处罚的要求。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对同一犯罪行为不得进行重复评价，不得给予重复处罚。行为人被强制医疗所依据的行为与法院判决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具有同一性，如果错误强制医疗期间不折抵刑期，则有对同一行为重复适用两次剥夺或限制自由的处理，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三、符合公平理念、比例原则。刑诉法第74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由此不难看出，刑诉法充分考虑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行为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通过折抵刑期使保障人权与防卫社会达到平衡，体现了公平理念、比例原则。无论是从人身自由限制的程度还是从对行为人造成的痛苦而言，强制医疗措施与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都是相当的。因此，错误强制医疗期间比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折抵方式进行折抵是妥当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检察院、宿迁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