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职责与良知
——从“李思仪”案的辩护律师说开去

李游

李思仪，这个花蕾般娇嫩而可爱的三岁女孩从这个世界上永远的逝去了。就在四个多月以前，她离开时是那样的惨不忍睹，令人感到彻骨的寒冷。
几乎每一个知道或者了解这件事的人，都无不表现出一种惋惜与同情。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人的慈悲以及对生命的重视。

在这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中，倒底谁应该为小思仪的死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已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有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吸毒手脚也不干净的母亲，疏忽大意冷漠执法的办案民警，漠不关心冷眼旁观的邻居社区以及愈发麻木势利、人情淡去的社会。
人们在无止境的指责和漫骂中寻找可怜的心理平衡。
以至于在黄小兵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合理合法地聘请的律师都变成了民众泄愤的冤大头。
生在中国的我，十分理解人们尚不习惯运用法律思维来考虑问题；但作为法学习者的我，却无法容忍大多数人以自己的道德判断以及偏见来敌视律师。
本文将就律师的职责与作为人的良知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发表一些拙见。

众所周知，当任何一个被告人被推上庄严的法庭时，我们绝不可以就此简单地作出结论：这个人是有罪的。犯罪事实与刑法的规定当然也必然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根据。
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权无疑在法官手中。而发现事实真相的过程，则由公安机关代表国家先于律师介入，再由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控诉权，在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和雄厚的国家资源作为保障；而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审查起诉之后才可以取得会见、取证、阅卷等权利，他们行使辩护职能依靠的仅仅是自己的法律知识技能。
这就好比律师在与公诉机关进行100米的赛跑，而游戏规则是公诉机关应当先跑50米。
在这样一场审判过程中，法官所想的是，依据在法庭上认定的犯罪事实，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对这个被推上法庭的人决定宣告无罪还是判决有罪并适用什么样的刑罚；检察官所考虑的是，如何依据现有的证据指控并充分证明这个人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律师呢，是在事实与刑法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积极而有效地维护这位被推上法庭的人的一切合法权益。

让我们来弄清楚法律赋予律师的职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辩护律师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真理只会越辩越明。控辩双方若能真正做到充分而平等的对抗，无疑对法官认清案情、发现事实真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兼听则明”，尽量减少法官裁判中的错误和不公。这样才能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与任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
然而现状令人担忧。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律师为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往往容易引起司法人员的误解、指责、常常被视为给被告人开脱罪行或给司法机关过不去、造成混乱。
其实任何一个法律人，当他处在他所从事的法律职业的角度而不是极其单纯的法律的层面上的时候，他对被推上法庭的人是否构成犯罪的看法往往是，也必然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应有的良好的职业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这种思绪方式。
所以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辩护律师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责。
否则，只会使在国家权力面前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以非正义的方式被剥夺。

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够发达的国家，律师社会地位卑微得有些无奈，在老伯性心目中的形象似乎也不太光明。
律师还会被人视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诉棍，“伶牙俐齿，颠倒是非”的伪君子，“丧失立场，助长腐败”的罪魁。
我绝不否认律师当中有那种败类，因为每个行业当中都有。许是因为他们不讲职业伦理，不守诚信的行为败外了律师的形象。这也是律师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更多道德高尚、忠于职责、业务精通的优秀律师。
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对律师形成了一种偏见。这些原因包括人类报复的本能，对人权的漠视以及奴性的历史根源。
这种偏见让我们的心灵封闭，排斥完整的资讯，真理也无法逸出。
而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律师的社会地位通常很高，尤其是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唇枪舌剑、大义凛然的形象使其在博取声名的同时也赢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同。正如美国著名律师德肖维茨坦言：“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头衔能比辩护律师更崇高可敬的了。”
这需要我们对律师进行更多的了解，表示应有的尊重。

要知道法律并不是与人性无关的东西，更不是一种可以不顾社会条件任意塑造人性的东西。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前提也只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律师的良知。
律师也是人，并且可能是一个比普通人更有理性与良知的人，他也有父母、兄弟、妻儿。也许他才刚做了爸爸，面对那个鲜活雏嫩的小生命还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当他接过饿死三岁孩子这桩案件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会跟所有善良的人一样为之触动。但是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他，必须处在他从事的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进行分析思维，而不是依赖感性的道德判断。
前面已经论证，这是由辩护律师肩负的职责决定的。
因为良知不能突破规则，规则亦不能动摇于良知。如果被告人黄小兵被宣告无罪或者是被处以刑罚，我们可以说这是由规则造成的，负责的就应当是法律本身，但是如果废除这样的规则，代之以大众的良知来判断，这是否可靠呢？
毕竟人性不值得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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